笔记:从精分角度解读国家暴力创伤特点及心理机制

(注:本文内容来源于在台湾的一次听课笔记,授课的法国分析师Helena【精神分析取向资深心理师】和Beatrice【临床心理学博士、资深精神分析师】都有二十多年以上的临床实务经验,这是她们讲课后志愿者翻译后的中文整理所得,希望能得让更多人了解国家暴力创伤及相关知识)

国家暴力创伤的特点及心理机制

由于一些国家暴力涉及到政治暴力,心理咨询师往往避而远之,或“恪守中立”而忽略了人为暴力创伤的政治面向,导致国家暴力创伤可能得不到针对性修复,如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创伤的战士出现失眠、噩梦、情绪化、眩晕、幻觉等后果,有时候被误认为是精神病的症状。遭遇“文革”创伤性事件那些人的状态可能是无休止的羞愧、焦虑、紧张,以及源自生理摧残的恐惧而拼命压抑,往往被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

特殊暴力创伤有着显著的特点,如主体被湮没,无法被遗忘,无法言说,还可能代际传递。无法言说,无法被遗忘这两个特点,在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国家暴力的心理机制”中顺便说明。

关于代际传递,一般认为,遭受暴力创伤后特殊的家庭氛围及养育方式,可能导致下一代人在人际关系方面不抱期待甚至冷漠。

另外,精神分析认为,潜意识除了驱力倾向和幼年早期经验留下的印象之外,还包括“从前世代经验留下的记忆痕迹所引致的天生倾向和内容”,这些物种的痕迹不会被以潜抑的童年经验内容的方式复返到意识中,但佛洛伊德认为,它们会在某些时刻(比方发生通常被认为不严重的创伤事件时)被唤醒。

“国家暴力创伤”主要是从创伤来源角度去区别另外三类创伤:私领域的人为暴力(如性侵、家暴)创伤、天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创伤、公共意外灾害(如天津大火)创伤。“国家暴力创伤”家暴创伤有不少地方比较接近,但“国家暴力创伤”往往是一套专业的严密的心理机制运用,这类暴力机制的目的或者效果就是尊严(矜持)的消逝。这类机制最典型的如酷刑,为了便于叙述,以下多处可能会以用“酷刑”替代,这类机制可能呈现如下特点:

1、主体被湮没

 这类机制往往把受害者的身体就像剥除猎物毛皮一样的“由里往外翻”,强迫你对外展示一个人藏在里面的东西,扯下主体想象的帷幕,让主体维持尊严的自恋帷幕被迫扒光,让主体全然裸露在他人面前,将进入拉康所说的“碎裂身体”的真实界域,并将出现这种破裂经验引发的情感状态——-原初绝望(“远古器质性绝望”和“生命被撕裂的焦虑”)入侵到主体的心灵空间,让主体湮没在一种极度的匮乏感中。

一位亲历者曾描述她衣服被强迫剥光,赤裸地被人观看的感受:觉得自己变成了肉和死亡,这里的肉是死掉的身体或者尸体,而不是血肉之躯。死亡指的是被弄死的,不再属于任何人的怪物般的躯体。

佛洛伊德对创伤提出的另外一个定义:过度的兴奋量,在主体躲避不及或者无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侵入主体域界。在极端暴力事件,尤其是酷刑当中,暴力带来的“过度兴奋”造成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崩溃,甚至带来主体的毁减,主体被所有人抛弃,没有任何客体来救援。这极度的苦难、崩溃、伤及了生命的主体。主体在惊慌、无力中承受了这个情景,无法保持理智的距离,这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会说他不在这个经验里面。在此造成创伤的,是主体的被取消。

 

2、无法言说

 主体所体验到自身毁减的最根本部分,将永远无法言说。这些特殊暴力事件闯入主体的生命中,对主体进行破坏、毁减、否认,甚至包括抹除曾经发生过这事件的痕迹。所有的拒绝承认,经常伴随着对于主体话语的质疑,把主体囚禁在奇异的感觉中,好像明明经历了一场令人惊骇的事,但这件事却仿佛好像没有发生过。


3、无法遗忘

酷刑造成的绝望、焦虑和无法言说效应将不断被持续,永远无法被遗忘,刑房的时空,刻意被设计成让囚犯永远无法完全离开,也无法确切地定位自己:就像无限回归的漩涡,以渐进的方式迫使被施加者回到他“耻体”的源头,他的原初绝望和无能为力,以至于他会把这个源头当成他自己生命终结,而在这死亡的面容前,他完全动弹不得,会让一个人在这永久持续的创伤情境中极度惊恐。即希腊学者所说:永远的把主体囚禁在自己被污染的惊恐中。

  哲学家凯特琳在一本分析酷刑机制和效应的书籍里曾这样描述:被施加酷刑的主体“从此居住在一副空洞躯体中,酷刑无法磨减的印记镶嵌在这副躯壳上”,“成为污渍、缺陷、无形的恐怖住在另一个的皮肤里”。


以上就是特殊暴力创伤的的特点和心理机制。


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就有创伤症状么?

先说下经历特殊暴力创伤事件和创伤症状的关系,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不一定会有创伤症状出现。这也就是说同样经历一件暴力创伤事件,但有的人会出现创伤症状,如失眠、噩梦、情绪化、眩晕、幻觉等。

对弗洛伊德来说,外来的暴力和性驱力(力比多)的要求所带来的危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自我都害怕被伤害。洛伊德认为,性驱力出现的本身即造成某种创伤,随后发生的潜抑作用即为幼年精神官能症的起源。幼年精神官能症经常不受人注意,因为即使出现症状,这些症状在进入潜伏期时会减弱,一直要到青春期或成人阶段才会再度出现。是否出现的关键因素在于心灵冲突

(网络图片)


从以上看到,创伤症状的时间有后滞性,创伤只能在事后证实它的存在,并且创伤的时间性与症状的时间性不同。造成创伤的,并不是创伤事件的经验本身,而是在事件重新被鲜活地回忆的第二时间点,当某种情感伴随着性欲一起被唤醒的时刻。而创伤形成症状,则是在第三时间点。

三个时间点:创伤事件——-创伤事件重新被鲜活回忆造成了创伤——形成症状


一位大学老师说她的母亲在七十多岁后开始出现长时间沉默,有时候又自言自语、出现幻视幻听,会和窗外或天花板对话,时间长了才知道她母亲在二十岁左右堕过胎,她经常看到那个孩子来找她,所以她在和孩子聊天,并希望得到孩子的谅解。有时候虽然没有自言自语,但好像周围人不存在,你喊她“妈妈“,她也不做回应,她可能在心里还在对话吧。这位老师在想,当年不情愿的堕胎对她母亲来说就是较严重的创伤事件,但真正创伤形成症状出现幻听幻觉等却是在五十年后,按照刚才所述的那三个时间点,这位老太太最近可能经历过一些通常被认为不太严重的创伤事件有关,那时候,她的某种情感被唤起,当年堕胎情形再次被鲜活回忆。

所以,一个对某些人具有创伤力的事件,可能对另一些人不具有创伤力,或是对于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创伤。

精神分析学认为,遭遇创伤事件所产生事后效应以及每个人运用心灵过程来自我防御、抵抗创伤事件毁减力量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这些因素帮助我们了解到,这是因为主体性发挥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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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创伤事件是每一个主体都不愿意经历的,主体不应该为创伤的事件负责,但在创伤后的反应中,我们不能忽略主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若忽略,不仅排除了奠基于性欲起源的创伤真实,也忽略了主体参与了创伤事后效应的事实,只是会增强创伤主体作为受害者的单一形象。若用通俗的话说:受害者毋需为暴力负责,但受害者是否呈现创伤症状,呈现什么样的症状,和受害者心理机制的参与方式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在面对创伤症状时候,不能仅仅赋予创伤事件导致创伤症状成因的意义。主体在创伤后的反应中,以及当Ta来到分析师面前请求协助时候,主体确实在当中扮演某种角色。


暴力创伤修复往往从沉默开始

在前面两个主题阐述的基础上,再谈精神分析技术在特殊暴力创伤修复中的应用,随后附两个具体案例的部分环节来说明。

比如一个遭受暴力创伤的人处于恐慌无神状态,有的人会说些鼓励的话:“没事的,已经过去了,想开些.......你一定行!”等等。其实那时候,一个拥抱,甚至只是静静的陪伴也许会更合适。


特殊暴力创伤的修复可能经历这四个阶段:

1、沉默,永久持续的创伤情景——工作的初期,必须帮助咨客脱离被暴力和苦痛占据而神智模糊的状态,脱离这个无法问任何问题的时间。

2、通过分析师的缓和刺激,涵容游离,让咨客超越恐惧,设法克服无法克服之务,主体看见自己被一个大他者凝视,开始向他人倾诉。

3、矜持界限的出现,空出一个内在空间,置放私密。“矜持就是情绪汹涌时,从内里把持住,让情感得以涵容自身的特质”,也就是消逝的尊严开始找回。

4、尝试把经历事件时(破碎)的感官印象紧连成心灵表征,也就是把创伤经验主体化通过移情关系建立,拔除咨客萦绕不去的痛苦影像,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下面再具体阐述一下:

创伤的修复需要谈创伤的经历,弗洛伊德提出过“宣泄可以使咨客的症状好转”的观念,但大部分来访者是不愿提及创伤的,至多提及躯体化的一些反应,如失眠、失忆、莫名头疼、焦躁等,个人遭受极端暴力后不愿提及,一个国家、民族的创伤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不能被提及的,就像台湾经历了38年的戒严时期,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李敖、柏杨等,都曾在那个年代被捕入狱,那时候知识分子、进步青年都是戒严时期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包括吕秀莲、施明德等都是“政治犯”、“思想犯”,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是他偷藏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马克吐温,和马克思都姓马。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戒严时期台湾出现了29,000多件的政治狱,有14万人受难,其中3,000-4,000人遭处决。处处监控,令人压抑、恐慌的戒严时期过去快三十年了,台湾才开始有大规模的公开讨论那个时代所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一些特殊症状联系到那时的创伤经历,往往以为是自己躯体出了问题

所以,特殊暴力创伤的修复往往从沉默开始的,在咨询室也是如此。

(网络图片)


下面就用两个典型案例做个了解:

第一个案例是某国的A先生

沉默

某天晚上,A先生家里闯进来几个持枪的军警,对方要求交出房契进行低价交易,在他父亲拒绝后,父亲、孩子当场遭到枪杀,他是幸存者,但因现场剧烈反抗被打昏拖走,等他醒来后发现在一个类似地下室的黑屋里,遭受各种酷刑,随后他死里逃生到异国,虽然被当地救助站收留,但无法正常生活,经常独自呆着,很难沟通。

救助站无奈带他做精神分析治疗,当分析师进到咨询室,看到A先生的坐姿是近乎瘫坐在椅子上,好像在沉睡,分析师无可奈何轻轻叫着他的名字,他仿佛触电般跳起,分析师说:“我永远无法忘记他那一瞬间盯着我看的表情,他双目长得很大,瞳孔黑溜溜,但丝毫光线无法穿越那空洞无灵魂的眼睛,他就像一面又黑又空却又让人无法忽视的‘不存在’盯着我。

分析师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做其它事情,就这样看着他、陪着他沉默,第一次咨询时间到了后,就给他说:“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再过来,对方就被救助站的人带走。

 

从沉默到凝视

在A先生的脑海里,他永远被囚禁在一个狭小、压迫的黑暗房间里,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入的特别空间,远离其他人的凝视,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主体被湮没、无法言说、却又无法遗忘,分析师此时需要让幸存者重新与内在的大他者形象建立最基本的关系(这个内在大他者是愿意提供帮助的、言语的他者,也就是主体能够对他说话,对他叙述他所经历的折磨,即便只是断断续续的)

只有在这个时刻,当主体走出大他者形象遥不可及的创伤惊恐期,他才能返回尊严,才能开始感觉自己当时遭受暴力后无法维持尊严后的焦虑、自责,甚至伴随着成为施暴者帮凶的罪恶感。

此时的分析师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那时候他脑中那间狭小的黑暗房间,才会被某些记忆所点亮,让他所爱的人的身影在“阴影”前一一显现,这些人可能是他的父母、可能是他祖父母,也可能是他从未见过但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前心中经常对话的人,有的还活着、有些已逝去、有的也许仅仅只是形象和身份都模糊的魅影

在这个时候,他和那些人仿佛在移情/转移空间里再度恢复生机的凝视,将可能为主体对于父亲、子女死亡而自己却活下来的羞耻提供庇护,这份羞耻的曾经压的他几乎彻底崩溃。 

在这个时刻,分析师的“谦卑”可将为主体担保留在阴影中的权力,为主体创造出一个私密的、让主体能够重新取回尊严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主体有权力和他的父母或其它爱着的人对话,而之前的暴力创伤事件是僭越这个空间的。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刻,情感交融和奉承并不是恰当的态度,反而不利于咨客安心的与他者建立联系

 

再说另外一个女咨客案例:

永远定格在创伤事件中

一位女咨客很想知道为什么创伤情景会在噩梦中、甚至清醒的时刻,不断的反复出现,她说:“为什么总要回到事情的源头?”在此,事情的源头指的是她家人遭到屠杀,她自己也差点死掉的时候。她又说“你没有办法想象死亡朝你袭来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主体在那个瞬间感到自己被毁减的时刻即将到来,在这个无法承受的位置上,主体只能把这个经验表征为一种毁减性的源初。这个时期,咨客认为自己现在所有的症状都是因为那次创伤事件。

在跟分析师见面的时候,经历极度苦难的咨客仍困著在创伤的映像中,听觉和视觉的感知印象不断重复涌现。这样的重复有时以精准的时间顺序一一描述事件细节的方式出现,仿佛咨客试图填补词语间遗留的所有缝隙。有时候,他说自己的事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完全不带感情。仿佛一丁点缝隙或者一丝情感表露,就会让心灵瓦解、崩溃。


(网络图片)


那次事件的创伤,永远被定格在当下,被冻结在一个缺乏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里的痛苦,这个时间性其实是一种不存在的时间性,因为咨客一方面没有办法感受到自己的苦,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在受苦。“(一种)无止尽的、却无法真正在的在”模糊的卡在现在的深渊里的苦。

知觉印象的重复出现,意味着自我在尝试连结驱力能量时失败了,并且是每次尝试都失败。


自我无法修正造成痛苦的现实

弗洛伊德说,在创伤型精神官能症中,自我无法运用防御机制来对抗惊慌,也无法遵循享乐原则,透过梦和幻觉来修正造成痛苦的现实。

根据享乐原则理论,梦境应该要把主体带回到创伤发生之前,那段它觉得自己幸福快乐的时期才对。重复可以被视为自我企图驯服创伤的痛苦。因创伤而受苦的人也会做梦,但可能都是噩梦,并不遵照一般令欲望实现的梦的机制,因为梦的内容总是重复相同的创伤情景。


移情有助于主体摆脱定格

主体需要在移情关系中召唤出某种属于驱力的东西,她才能使创伤事件变得有人性,令情感和承受的经历重新发生连结。

移情有助于促成一种运动,使原本主体对于创伤事件的固著,移动到一种允许她开始质问的位置,才能将“创伤真实”撕开裂缝,置放回问题核心。这个“创伤真实”是无法被治愈的,无法被捕捉的,甚至是无法被思考的。

在这样的移动中,分析师应该设法帮助主体解读创伤事件的事后效应,与她个人史中经常浮现的回忆之间存在的共振关系。还可以帮助主体重新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小说),为恐怖的场景覆盖上一层纱巾,也就是令它人性化。大家留意下,这个故事或者小说是分析师和咨客共同建构的,并且是咨客能够认同的。所以有时候说精神分析就是一种感觉,若分析师建构的故事得不到咨客认可,不仅对咨客来说没有感觉,对咨询师来说也没有感觉。就像曾奇峰对你在城市随地吐痰的行为建构出你有强奸这座城市欲望的故事,若你对这句话没有任何感触时候,可能只会觉得荒诞,对你无任何疗愈。若你发现自己的确有很多占有欲在这座城市得不到满足,真有想“强奸”的感觉,可能会不同了。


新成分开启创伤症状的解读

在几次疗程过后,这位咨客原本不断重复的噩梦里出现了新的元素,这些元素让她联想到自己的童年生活的一次创伤事件。随后,她又联想到屠杀事件后发生的其他创伤事件。从一个创伤事件谈到另外一个。

创伤事件的重复对她来说犹如命运的惩罚(reik),创伤接二连三,在创伤的重复发生中,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创伤?这位女咨客后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我到底做了什么?

自此,主体将在她的叙事和质问中让我们听见新的成分,这些成分将带有专属于她的独特痕迹,并且,亦将开启她解读自身创伤经验所导致的后果的可能性,否则女咨客一直被定格在创伤事件发生时的感知。

女咨客的质问(“为什么是我,我究竟做了什么”)说出了一个涉及主体的问题,虽然治疗(咨询)到这个阶段,主体才出现,不过对照第一个主题中特殊暴力创伤的特点(主体消失或主体被毁减),也说明咨询工作已经有了质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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